在榕配资官网沈建光：如何看待2026年物价走势

过去宏观政策通常更强调防范通胀过快上涨，而当前政策注重推动价格水平合理回升，与经济形势相契合。那么，面对日益复杂的内外部环境，如何看待2026年中国物价形势？

年初物价走势好于预期

2025年下半年以来，物价运行出现积极变化。CPI同比持续回升，12月涨幅扩大至0.8%，为2023年3月以来的新高；PPI降幅持续收窄，12月同比降幅也是2024年9月以来的最小降幅，主要得益于大宗商品价格上行。

2026年以来，物价延续回升态势且好于预期。1~2月，CPI同比上涨0.8%，持平去年12月，高于去年同期的-0.1%；核心CPI累计同比上涨1.3%，高于去年12月的1.2%；PPI同比降幅进一步收窄至0.9%，远高于去年同期的-2.2%，二季度有较大概率转正。

展望全年，物价持续回升存在多重支撑因素：首先，中东局势升级推动油价大涨，带来输入性通胀风险。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大幅冲击原油供应，布伦特原油一度逼近120美元/桶，目前在90美元/桶上方。如果冲突持续时间较长、霍尔木兹海峡无法恢复通航，油价中枢可能继续上行进而扩散至其他品类，输入性通胀风险值得关注。除了输入性通胀，油价上涨也可以通过改善通胀预期推动物价回升。

其次，国际金价保持高位运行，持续支撑CPI增长。进入2026年，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地缘冲突频繁发生，黄金的避险和保值属性依然凸显。2月国内黄金饰品价格同比涨幅保持在76.6%。尽管全球油价大涨引发通胀预期抬头制约了金价持续上涨，但现货黄金价格保持在5100美元/盎司上方，较去年底涨幅仍接近20%。假定今年剩余时间现货黄金价格维持在5100美元/盎司，相比去年涨幅仍将达到约47%，对国内CPI增长构成一定支撑。

再次，国际有色金属价格保持强势，有助于PPI改善。以铜价为例，由于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对铜的需求显著增加，铜价易涨难跌的格局已经形成。2026年以来，伦敦金属交易所（LME）铜价高位运行，最新价格在13000美元/吨左右，较去年底上涨约5%。有色金属价格维持强势，有助于进一步推动PPI降幅收窄甚至转正，但能否向终端消费品价格传导，还取决于国内需求修复的实际力度。

最后，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推动部分行业价格回暖。得益于重点行业产能治理与“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2月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价格上涨3.2%，比上月扩大2.7个百分点；锂离子电池制造价格由上月下降1.1%转为上涨0.2%，是同比连降33个月后首次上涨；煤炭开采和洗选业、水泥制造、新能源车整车制造、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降幅均较上月收窄。CPI方面，交通工具价格降幅从去年2月的-4.4%持续收窄至-1.2%，除了以旧换新外，“反内卷”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除此之外，1~2月，CPI服务价格累计同比上涨0.8%，高于去年12月的0.6%和去年全年的0.5%，也是年初CPI回升的重要支撑。不过，年初服务价格回暖与春节“长假效应”下居民出行较为火热、服务消费需求释放密切相关，后续能否持续还有待观察。

推动物价合理回升还需政策协同发力

尽管前两个月物价走势表现良好，全年有望摆脱物价持续低位运行的局面，但也要看到，物价显著回升仍面临一些约束和挑战，还需总量、结构、改革政策协同发力。

一是供强需弱格局尚未扭转。产出缺口（即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差值）是反映总供求关系的核心指标，理论上产出缺口为负表明通胀面临下行压力。根据IMF最新估计，2025年中国产出缺口为-1%，2026年产出缺口为-0.8%，仍未摆脱负区间。内需不足是产出缺口为负的主要原因，而房地产调整和消费不振是内需不足的主要症结，有待进一步修复。

二是工资收入涨幅放缓。工资收入通过生产成本以及居民消费，对物价走势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2025年末城镇就业人员数较上年末仅增加190万人，低于2024年313万人，反映就业总量压力依然较大。受此影响，2025年全国居民工资性收入同比涨幅从上年的5.8%降至5.3%，明显不及2019年的8.6%。考虑到居民消费倾向仍未好转，这些都会制约工资收入对于通胀的推动作用。

三是警惕油价上涨的负面冲击。中国原油进口依赖度较高，而原油又是工业体系核心基础原材料，其价格上行会直接推高石化、交通运输、装备制造等中下游行业生产成本。在此情况下，如果终端需求复苏乏力，上游成本端推动的价格上涨难以传导至下游消费端，可能对企业盈利状况造成冲击，尤其是议价能力偏弱的中小制造业企业。

面对上述约束挑战，政策层面已经做了积极部署。2025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将“物价合理回升”与“经济稳定增长”并列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延续了这一表述，并提出“将通过改善总供求关系，推动价格总水平由负转正、消费价格合理温和回升，促进经济良性循环”。

近年来物价持续低位运行是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因素相互交织影响的结果，除了货币政策，也需要其他政策协同发力。正如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陈昌盛在解读政府工作报告新闻发布会上提到的，推动物价合理回升需要一揽子政策，包括通过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扩内需、继续深化供给侧改革尤其是“内卷”治理、促进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价格）的回稳、推进一些重要领域的改革。

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强化物价目标的约束力也非常关键。建议考虑将CPI和核心CPI的预期目标纳入货币政策操作框架，建立物价走势的定期评估和反馈机制。当物价持续低于合理区间时，应及时启动政策响应，通过降准降息、结构性工具等方式释放流动性，避免物价低迷预期的自我强化。同时，加强政策沟通和预期引导，向市场传递明确的稳定物价信号，避免企业和居民形成通缩预期。

（作者系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第一财经获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沈建光博士宏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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